试论毛泽东“两行诗”
内容提要本文指出，对联是我国最具民族特征的文学艺术形式，也是我国一种特殊的诗体，亦称“两行诗”。文章通过分析毛泽东的对联创作，认为：“对课”是中华诗词作者的基础课，是毛泽东成为伟大诗人的基本功之一；毛泽东的对联创作特点表现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，强烈的悲剧美及语言形式的大众化，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；毛泽东对“两行诗”的浓厚兴趣，一是由于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对称规律使然，二是由于我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作用，三是由于对联的结构原则完全符合《矛盾论》的中心论点；毛泽东创作的联语，给我国诗坛联界尤其是民间以深远影响，其广为流传之盛况，已经成为古今罕见的重要艺术现象。
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对联两行诗
作者简介涂怀埕，1936年生，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一
“对课”是中华诗词作者的基础课，是毛泽东成为伟大诗人的基本功之一。
毛泽东“长于诗词，精书法，亦撰联语。”（引《当代对联艺术家辞典》）联语，即对联，又名“两行诗”，是我国一种特殊的诗体。因它只有两行，就要求它更精炼、更集中、更有艺术感染力，从而把诗词这种高雅的文学品类与人民的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。
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臧克家曾经热烈赞美过“两行诗”，说它“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朵玲珑娇花”！他说：“对联仅仅两行（当然也有多行的长联），可以抒情，可以述志，可以写风景，可以作实用。它，字少而含蕴丰富，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赞赏，一副好对联，应该就是动人的诗句，有感情，有思想，有寄托，有情趣。”（《〈中国对联宝典〉序》）
对联是专门讲究对仗而形成的一种独立体裁，其主要特征是对仗。对仗形式在对联艺术中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发育。对联的对仗形式较诗词、骄文远为繁复，诗词格律远不能代替对联格律。诗词格律，主要是平仄；对联格律，主要是对仗，即所谓“是两组互相对仗之等长汉文词句所组成的联合体的独立文体、独立文艺形式。”问题是：五律七律的中间两联必须对仗，排律中间的对仗句更多。说“不讲平仄，即非律诗”乃是真理，然似可再进一言：不讲对仗，亦非律诗。对联这种文艺形式有许多讲究，本文不必详述，但有必要略述一下对联产生和发展的历史，及其对毛泽东成为伟大诗人的作用。
对联孕育于先秦的偶句，如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——《诗经》对它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；对联脱胎于汉魏南北朝——汉魏六朝的辞赋和骈文为它提供了典范和楷模；对联逐渐形成于唐宋——唐宋文化（格律诗词）对它的产生创造了基本条件；对联广泛盛行于明清——明清之际是中国楹联趋向成熟的高潮时期，已臻极盛。到这时，私塾中的已有千余年历史的“对课”就更加盛行了。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春到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秋，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南岸、关公桥、桥头湾、钟家湾一共读了六年私塾。他因聪颖好学，一进“蒙童馆”就不须先生（启蒙老师）劳神，于是人们称他“省先生”。据《毛泽东生平暨诗词创作年表》记载：“1903年某日，趁先生外出，10岁的毛泽东与同学到馆前池塘中戏水。先生归，罚对句。先生出上句‘濯足’，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以‘修身’。先生不禁连连点头。”——这，叫做“属对”，是对课中的一种重要方式。蒙童馆只教学生识字写字，一般不教学生作诗文或对对子。毛泽东才读了一年书，就能句对如流而且出口言志，确实聪颖过人。
对课由唐至宋逐渐发展，到元明时代比较盛行，直到清末还有增无减，延续到民国年间，在乡村私塾中还维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笔者出生于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，家父教私塾，授我以对课。记得有一次，他就近取物而出句曰：“鸡冠似锯”，我应对为“鱼尾如叉”，家父不悦，说“鸡鱼二字都是平声，以‘尾’对‘冠’，也欠工整。”这时恰巧邻居一位小脚老太婆蹒跚而过，我即改对为“媪履如锤”（小钉锤），才算勉强对付过去了。
“就近取物入对，初学者容易联想。容易联想就容易对上。容易对上就容易发生兴趣。有了兴趣，进步就快了。”（余德泉）字对是对课的初级阶段，句对算是高级阶段。因为“句对”要表达完整的意思，在通常情况下句中都要有作为谓语的动词或者形容词。经过两三年的对课训练，学生思维日渐发达，日渐敏锐，到基本能入律了，教师就将教学重点，逐渐转移到作诗上去，对课就过渡到诗课了。所以说，“（对课）不但是作文的开始，也是作诗的基础。”（蔡元培：《我在教育界的经验》）而“对课中的属对，则是一种实际的语音、词汇和语法训练，同时也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因素。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。”（张志公：《传统语文教育初探》）这种训练思维的结果，很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。例如1917年间，毛泽东与同学肖子升一起到农村搞社会调查，行经安化，慕名拜会夏默安老先生。开始夏不愿接见毛泽东，继而又想考考这位年青人的语文学问如何，便以绿荫深处百鸟啼啭情景，出上联曰：
绿杨枝上鸟声声，春到也？春去也？
（上联）
青草池中蛙句句，为公乎？为私乎？
（下联）
下联是毛泽东略加思索对出来的，且联中有诗，诗中言志，表达了作者公而忘私的博大胸怀。夏击掌称妙，热情地接待了毛、肖二人。临行时，夏赠二人八块银元，作为路费。
这个事例，生动地说明：（一）“对课”是毛泽东成为伟大诗人的基本功之一。这一副联上下句的前七字，简直就是七律诗中完全合格的对仗句。仅以这前七字而言，这次属对有如诗友之间当场联句，如《红楼梦》中黛玉和湘云在凹晶馆当场联句，难度是相当高的，要求有敏捷的“诗的思维”和灵动的“诗家语”。（二）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就有志于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，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。中华诗词发展到唐及宋，在艺术上堪称已臻高峰。而毛泽东从早年到晚年的诗与词，在语言艺术上无论是用韵、平仄、句法等各方面，都模范地继承了自唐以来的齐言与不齐言的格律诗的传统，包括诗中的颔联与颈联，包括词中的对句，也包括又名“两行诗”的对联，各种对仗形式和属类几乎全都涉及，多姿多彩，气象万千。他的诗、词、联，既符合格律要求，保持了节奏上的音乐美和文字上以少胜多、深刻含蓄的特点，又很好地表现了革命的思想内容，显示出伟大诗人的古典文学之深厚修养，及其驾驭语言之高超能力。
但“对课”只是毛泽东成为伟大诗人的基本功之一，更重要的“功夫在诗外”。伟大诗人高于一般诗作者，大都得力于“诗外”功夫，如思想水平、知识储备、生活阅历以及才情、禀性、技巧、文字等等因素的综合。在诸因素中，思想修养（包括世界观、人生观）是至关重要的。从毛泽东对联作品中也可看出，他在蒙童馆“一年级”时就注重“修身”；他学生时期还有一联尚未引起人们特别注意，即《悼某同学逝世联》：
与其苟且偷生，生无足道；（上联）
非为奋斗而死，死有余哀。（下联）
此联貌似平常，实则是了不起！它艺术地透露出毛泽东的“生死观”。他的思想在学生时代就由民族观转向阶级观，并毕其一生坚持着“为人民利益而死，就比泰山还重”的观点——“生为阶级，死为阶级，阶级后如何？得到解放方甘心。”（《挽王尔琢同志》下联）人生要奋斗，要活得有意义，死得有价值，否则不甘心！如此高深的思想，他能运用对联形式透露出来，当然是“对课”的作用。
至此，有必要向文学史家发出呼吁：对联来自文学，绝大部分对联作品出自文学家之手。从两言、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而后长篇，遂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。如果说，“词是诗之余”，那么，联则是诗与词之余，是诗词形式的演变，或者说是骈文与律诗的浓缩、字数多寡不定，但要求对偶工整、平仄协调，从而比诗词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和多变的灵活性，它真是地地道道的文学作品。尽管“遗憾的文学史”至今还没有给对联一席之地，然而它的地位和存在的价值是无法否定的。目前海内外正在升温的“对联热”，说明它有多么强的生命力，多么大的价值和作用！